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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人体寄生虫病学要览
摘要我国早在上古时期先民们就意识到自然界的毒虫对人的损害。殷商甲骨文泛起“蛊”字说明于三千多年前已发现了人体内寄生之虫。战国秦汉以来的许多古医籍记载了多种寄生虫病涉及到今众人体寄生虫学所列的蠕虫病、原虫病和昆虫病有的记载还属于天下首创。所栽防治寄生虫病的要领和药物于今仍有现实意义应进一步深入掘客和使用。
要害词人体寄生虫病；蛊；九虫
人体寄生虫在古文献中称为“与人俱生”之虫。由于寄生虫病多发、易见和病原体为着实之物故早在上古对期就为先民所关注。殷商甲骨文卜辞中已见到“蛊”字讲明人们对毒虫进入体内作祟的料想此为对寄生虫病熟悉之始。厥后历经周秦汉唐各代关于寄生虫病的证治积累渐丰对多种虫体与虫病能详尽地加以形貌有些发现属于天下首创。一批疗效很高的驱虫或杀虫药经千百年的实践熟悉被确定下来有的至今仍在使用经现代科学要领研制出新一代药品受到海内外的高度重视。因此深入掘客中医人体寄生虫学宝库，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古代文献中的虫病论
11“蛊”说甲骨文的“蛊”字，象多虫同蓄于器皿。《说文》“蛊，腹中虫也。”腹中有虫，当会啮噬内脏，引起腹胀、腹痛、下血等症。甲骨文中虽未见到与蛊相关的此类症状的字词，但可以推想，先人们已有这种印象和意会，故缔造出蓄虫于皿的象形文字。数百年后，记载春秋年间史事的《左传》也提到了蛊病。《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日‘疾不行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医和以为，晋侯是因恒久沦落女色，患了昏愦惑乱类似于蛊的重病，很难治愈。这种非因虫引起的“如蛊”之病，亦见于厥后的医学著作之中，甚至直名为蛊。
12我国最早的寄生虫病案西汉初年，名医仓公淳于意留给后人的25个“诊籍”中，有一则完整的人体寄生虫病案“临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众医皆以为寒热笃，当死，不治。医意诊其脉，曰‘蛲瘕。’蛲瘕为病，腹大，上肤黄粗，循之戚戚然。臣意饮以芫花一撮，即出蛲可数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蛲得之于寒湿，寒湿之气宛笃不发，化为虫。臣意以是知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尺索刺粗，而毛美奉发，是虫气也。其色泽者，中脏无邪气及重病。”此案记载了对一名为薄吾的女性虫积患者诊治的全历程。诊为“蛲瘕”即蛲虫积累的凭据是腹部胀大，皮肤黄而粗拙，毛发异常，切循尺肤(抚摸从腕到肘的皮肤，察其寒温滑涩，为昔人常用的尺肤诊法)消瘦且粗拙起刺。其诊断之正确，已由治疗后下虫数升所证实。惜未对虫体形态稍加形貌。虽系肠道寄生虫无疑，但不知确否为后世所指之蛲虫。这是2200年前的有关治疗寄生虫病的乐成病例，其医术之精，令人叹为观止。
13汉至唐医籍中的虫病论《黄帝内经》汇集中国汉代以前医学理论之大成，其中多篇载有虫病理论，包罗虫证的差别类型、诊察要领和针刺治疗。经中将肠道寄生虫分为短虫和长虫两种，短虫即蛲虫，长虫即蛔虫，又称“蛟蜻(蛔的异体字)”。体内蛔虫可因咳嗽猛烈而呕出，“咳而呕，呕甚则长虫出”(《素问·咳论》)，是胃咳的特点。蛔虫量多，可结聚成团，致腹胀腹痛，称为虫瘕(《灵枢·厥病》)；因虫聚胃脘而生痈，称为虫痈(《灵枢·上膈》)。在虫病的诊察上，除呕出或便出虫体可确认外，常把流口水作为虫的外症“食饮者皆人于胃，胃中有热则虫动，虫动则胃缓，胃缓则廉泉开，故涎下”(《灵枢·口问》)。虫证在脉诊和尺肤诊上也有所发现。《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脾脉微滑虫毒蜻蝎，腹热。”《灵枢·论疾诊尺》“肘后粗，以下三四寸热者，肠中有虫。”此与仓公诊虫积之法略同。《内经》针刺法治虫，载于《灵枢·厥病》中“肠中有虫瘕及蚊蛕，皆不行取以小针。心肠(腹)痛，憹作痛肿聚，往来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热喜渴涎出者，是蛟蛕也。以手聚按而坚持之，无令得移，以大针刺之，久持之，虫不动，乃出针也。”这种刺法可能缓解肠绞痛，未必能从基础上治虫，故后世多舍针而用药，或针药举。东汉末年，张机著《伤寒杂病论》，其伤寒热病部门及金匮杂病部门都叙述了虫病。《伤寒论·厥阴篇》“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蚘(蛔)，下之，利不止。”这一条被称为厥阴病提要，邪传厥阴，寒热庞杂，上热下寒，体内之虫无食而动，闻食臭而出。提要体现了疾病变化纪律，通例症状中吐蛔为主症之一，说明其时人群蛔虫感染率之高。其治法是“蚘厥者，其人当吐蚘……乌梅丸主之。”提出了蛔厥这一证名及安蛔温脏的著名方子。《金匮要略》亦论蛔厥，但不涉外感，说明蛔厥本系蛔虫病的一个类型。另外《金匮要略方论》卷末“禽兽鱼虫禁忌治”载有人染寄生虫的途径3条“食生肉，饱饮乳，酿成白虫。”“牛肉共猪肉食之，必作寸白虫。”牛羊猪肉，皆不得以楮木、桑木蒸炙，食之令人腹内生虫。“食脍，饮乳酪，令人腹中生虫为瘕。”将虫病之发，看作与所进食物有关。特殊是指出吃生肉易患白虫(绦虫)病，其看法十分难得。公元4世纪，晋代道医名家葛洪从所撰百卷《玉函方》中选出一批浅易的药方作为救急之用，而成《肘后救卒方》。此书经后人增补又有《肘后百一方》、《肘后备急方》之名，简称《肘后方》，而流传下来。《肘后方》对疾病的熟悉多有创见，特殊在疫病、地方病、寄生虫病的形貌上建树颇多。如所称世间“沙虱病”，即螨虫叮咬人身而发病，其描绘准确而详细，属于天下最早的记载。隋朝太医巢元方等撰集的《诸病源候论》，总结了隋以前病因、病理、证候学成就，有许多独到看法。关于虫病，以“湿虫病诸候”、“九虫病诸候”、“蛊毒病诸候”和“恶风啮候”之篇目，单独列出，占2卷以上篇幅，已使中医寄生虫病学初见规模。就人体寄生虫种别而言，包罗了主要寄生于肠道的“九虫”、附于体表叮咬皮肤的昆虫及隐匿难见的小虫等。尤难得者，在“恶风啮候”中，直接提到了蜱螨昆虫名字，形貌了形态“恶风，一名满(即螨)，大如毒蜱，似蝗无尾，前有两角。”这是对病原学的一大孝敬。唐代大医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席卷医经本草、证治方论，养生服食。广涉临床各科。孙思邈在《千金方·九虫》一节中，对人体寄生虫病有一个归纳综合性说法“人腹中有尸虫，此物与人俱生，而为人大害……虫无所不为。”熟悉到寄生于人体之虫，与蛇蝎之类毒虫差别，是进入人体生涯于体内而为患的，可致久病大病。孙氏所论的虫病，大略沿袭巢氏证候理论，但于每证之下，皆列群方，展示了治虫的多种要领和有用药物。唐以后，临证专著及丛书也多以“诸虫”之条目，记载寄生虫病的证治履历，治虫病的要领和药物也有所增添。
2中国古代人体寄生虫病学成就
按人体寄生虫病的现代分类法，古医籍对医学蠕虫病医学原虫病和医学昆虫病，都有所叙述，特殊是对虫病的证候形貌及其分型上，到达了很高的水准，其治疗要领也多是行之有用的。
21蠕虫病证治《诸病源候论》所称的“九虫”皆是蠕虫。其“九虫候”说“九虫者，一日伏虫，长四分；二日蛔虫，长一尺；三日白虫，长一寸；四日肉虫，状如烂杏；五日肺虫，状如蚕；六日胃虫，状如蝦蟆；七日弱虫，状如瓜瓣；八日赤虫，状如生肉；九日蛲虫，至细微，形如菜虫。”对于人群的感染和发病的情形，论中进一步指出“人亦不必尽有，有亦不必尽多，或偏有，或偏无者。此诸虫依肠胃之间，若腑脏气实，则不为害，若虚则能侵蚀，随其虫之动而能酿成诸患也。”讲明人群寄生虫的感染率很高，但也有未感染者。虫病的证候体现又与感染者脏腑虚实状态有亲近关系，其中体现了中医发病学重视正邪双方斗争的一向理论。
九虫之中，以蛔虫、白虫和蛲虫较多见，文献中相关的记载也很是富厚；余六虫属何种虫及发病情形，按《诸病源候论》和《千金方》的简要记载及后世的方书，还须探讨印证。
蛔虫病蛔虫，又称长虫，可长尺许，寄生于肠道中，其性喜温，恶寒怕热，游动好(穴鼠)，善钻孔。当人脾胃失调，或有全身发烧疾患时，蛔虫就易在肠中动(穴鼠)，泛起多种病症。如《诸病源候论》谓：“或因腑脏虚弱而动，或因食甘肥而动。其发动则腹中痛，发作肿聚，去来上下，痛有休息，亦攻心痛，口喜吐涎及吐清水，贯伤心者则死。”《内经》之“虫瘕”，《伤寒杂病论》之“蛔厥”，以及《千金方》之“蛔心痛”，亦皆为对蛔虫宦扰的形貌及响应的病证名称。在小儿疾患中，尚有“蛔疳”(《太平圣惠方》)、“蛔虫痧”(《痧胀玉衡》)等记载，属蛔虫病之变证，对蛔虫病的熟悉堪称周详。治蛔厥常用古方乌梅丸。驱蛔虫药多选用芜荑、贯众、雷丸、使君子、干漆、鹤虱、蒺藜子等。
绦虫病：绦虫在古籍中称为白虫或寸白虫，《诸病源候论》云：“长一寸而色白，形小褊”，又云：“白虫相生，子孙转多，其母转大，长至四五尺，亦能杀人。”寸白虫长度相差悬殊，实为绦虫节片与整个虫体之差，说明虽称寸白虫。但已知道虫体总长度可数尺。还指出，人染寸白虫是由于“以桑枝贯牛肉炙食，食生粟所成”，“食生鱼后，即饮乳酪，亦令生之”。其病状为“其发动则损人精气，腰脚疼弱”，甚者可致人于死。驱绦虫常选用榧子、吴茱萸根、大麻子、石榴根、芜荑、桑根白皮、槟榔。早在《神农本草经》载有：“牙子，一名狼牙，去白虫。”现在进一步证实狼牙草(仙鹤草)根芽末或其提取物驱绦虫具有一定效果。近人又发现南瓜子驱绦效果甚佳。《千金方》提出了驱绦虫的注意事项：槟榔皮煎汤槟榔末顿服后，要求“暖卧，虫出，出不尽，更合服取，瘥止，宿勿食，服之”，即服药后保持温暖，平静，待虫逐步排挤，出不尽再次服药，保持空腹，以利药力施展，这样做会使虫体完整排挤，不留后患。
蛲虫病：蛲虫，又称短虫，形体甚小，如蔬菜上生的小虫。《诸病源候论》明确指出，蛲虫“居胴肠间”，胴肠即直肠，寄生于直肠会自行从肛门爬出。蛲虫病以小儿为多见。肛门周围搔痒，影响睡眠。治蛲虫病《千金方》多用桃皮、艾叶、槐子、苦楝、百部、榧子等药。
另外，九虫中的伏虫，《诸病源候论》云：“伏虫，长四分”，“伏虫，群虫之主也”。“群虫之主”，为病当甚。据其长度，与钩虫相近；肉虫，“状如烂杏”，为病“令人烦满”，为今之何虫，待考；肺虫。“状如蚕”，“令人咳嗽”，《普济本事方·诸虫飞尸鬼疰》：“肺虫居肺叶之内，蚀人肺系，敌成瘵疾，略血声嘶，药所不到，治之为难”，据及形态和病状，类似肺吸虫。肺型血吸虫病，在血吸虫病盛行区相当普遍，临床体现为肺部损害的响应症状，古又称痨虫病，主张于大补气血之中加入杀虫之药；胃虫，“状如蝦蟆”，“令人吐逆，胃逆喜哕”，是何虫，亦待考；弱虫，“状如瓜瓣”，“又名膈虫，令人多唾”，亦待考；赤虫，“状如生肉”，“令人肠鸣”。寄生于小肠的姜片虫，虫体肥厚，肌肉富厚，颜色发红，与赤虫相似，可引起腹痛、腹泻、消瘦等严重的肠道及营养不良症状。
蛊——血吸虫病：血吸虫简直切发现命名，已是近代的事。昔人不行能从吸虫角度熟悉疾病，但恒久以来模糊地熟悉到许多腹胀、下血甚至夺人生命的疾病，与毒虫有关，因而造出了“蛊”字。据考古掘客证实，西汉古墓葬中(1972年出土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1983年出土湖北张家山汉墓男尸)存有大量的血吸虫卵，讲明古代长江流域已是血吸虫病盛行区域。由于蛊病临床体现庞大而严重，确切的病因难于知晓，以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对该病的感染盛行，脱离了对“蛊”为“腹中虫”的最初熟悉，滋生了一些荒唐的说法，甚至以为蛊病是有人居心制造蛊毒，侵犯他人的效果，又以害人之物差别而分为蛇蛊、蜥蜴蛊、蝦蟆蛊、蜣螂蛊多种。无论说法何等怪异我们必须据医家所记载下的详细证候举行判断。《神农本草经》称“(治)蛊毒以毒药”。《肘后方》中对蛊的正面形貌是：“中蛊，令人心腹切痛，若有物啮，或吐下血，不即疗之，食人五脏，则死矣”，“中蛊毒，吐血或下血皆如烂肝”，“食下部，肚尽肠穿”，“中蛊毒，令人腹内坚痛，面目青黄，淋露骨立，病变无常。”下血如烂肝为粘液血便，腹内坚痛为肝脾肿大之症，面目青黄为黄疸，淋露为赢瘦之意。《千金方》也提出“蛊胀，遍身肿满，四肢如故”，用治水病法无效，及“心腹胀满，不得喘息，心痛积累，胪胀疝瘕”，“四肢浮肿，肌肤消索，咳逆腹大如水状，死后转易家人”。突出了腹部胀大和形成积累疝瘕，即腹水、肝脾肿大，故以“蛊胀”名之。上述蛊之证候，皆切合血吸虫侵犯以肝为主累及多脏器的病变体现。联合该病的盛行区域，可以确认，所谓蛊毒之病即血吸虫病。古代视蛊病为难治之病，“不即疗之则死矣”，殒命率当是特高的。综合《神农本草经》、《肘后方》、《千金方》、《三因方》等治蛊方药，大略有石南、鬼箭、麝香、蜀漆、芫花、卤碱、蜂房、犀角、羖羊皮、襄荷(姜科植物襄荷的根茎)、苦参、黄连、茜草、甘草汁、雄黄、丹砂、藜芦、斑蟊、巴豆及五蛊丸、犀角丸、丹砂丸等。
22原虫病证治疟疾，在中华大地上是一种上古时期就有的多发病。甲骨文中已见到了“疟”字，医籍中关于疟病的记载，自先秦古佚医书《五十二病方》起至《内经》、《金匮》以及后世方书，代无中断，且极尽其详。由于昔人不行能熟悉细小难见的疟原虫为害，因此将疟病归之于自然界的不正之气，又意识到疟发之病非单一因素所为，似为邪气侵入人体发生某种变异之后的作用。《内经》说：“夏伤于暑，秋必痎疟。”意为先伤于夏日的暑邪，邪伏体内，后被秋气引发，发生了既差别于暑邪又差别于风邪之病，主要体现|||为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其发病季节多在夏秋之际。疟病有多种类型，据其发作特点，《内经》除列出逐日定时发作的疟病外，另有隔日一发的“间日疟”，先寒后热的“寒疟”，先热后寒的“温疟”，但热不寒的“瘅疟”。治疟病，主张避开发作正盛时用针，施治于发作之前以利截疟。《金匮》论疟亦详，增补了久疟之后邪结胁下而成“疟母”。《肘后方》又有“瘴疟”之说，《千金方》亦谓时行后变为瘴疟，以及《三因方》的疫疟，讲明晰疟疾的感染盛行及区域性。古方治疟疾用药品种甚多，综各方的组成以常山、蜀漆最多，此二药在《神农本草经》中已有治“温疟”的功效，其次另有青蒿、草果、良姜、柴胡、黄连、知母等，治疟母用金匮鳖甲煎丸，含多种消坚化瘀药物。值得提出的是，青蒿自《肘后方》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后，应用渐广。晚近国人更将青蒿举行深加工，其提取物及衍生物已用于治疗多种重型疟疾，被天下疟疾高发区普遍应用。另外，昔人分痢疾为多种类型，其中的久痢、血痢、休息痢等可能包罗阿米巴痢疾，即古代盛行的痢疾中，不能排挤原虫感染。又，《神农本草经》、《千金方》等书中记载的妇女“阴蚀”，“阴中痒，如虫行状”，“阴中痒，入骨困”，不能除外阴道毛滴虫病，其治疗或用磐石、丹砂坐药，谓“著阴中，虫自死”，或用蛇床子、狼牙草等药煎汤频洗局部。
23昆虫病证治昔人视察详尽，发现一些山野间小虫叮咬人之后，除皮肤泛起痛痒破损外，继之还会生大病。《肘后方》详细地形貌了“射工毒虫”和“沙虱”及其所致之病：“江南有射工毒虫，一名短狐，一名蜮，常在山间水中，人行及水浴，此虫口中横骨角弩，即以射人形影则病。其诊法；初得或如伤寒，或似中恶，或口不能语，或恶寒热，四肢拘急，旦可暮剧，困者三日齿间血出，不疗即死。”“山间多有沙虱，甚细，略不行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著人身，及阴天雨，行草中亦著入，便钻入皮里。其诊法：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后，令百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人至骨，则杀人。”还指出射工毒得皮肤病损特征：“正黑如墨子，而绕四边，犯之如刺状……疮久即穿陷……。”《诸病源候论》所记略同，大略皆蜱螨一类昆虫，所流传的疾病，亦如恙虫病(斑疹伤寒)。其防治虫咬之法，曾主张浴后细看皮肤，见有毛刺状，便用针挑虫，针挑不出，则用灸法，若多虫刺入，须使用诸药汤浴，内服麝香、犀角以解虫毒。由疥螨引起的疥疮，昔人亦初识。《诸病源候论》云：“疥者，有数种，有大疥，有马疥，有水疥，有干疥，有湿疥，多外行足，以致遍体……皆有虫，人往往以针挑得，状如水内瘸虫。”已熟悉到疥是由一种细小的虫子引起，《千金方》等治癣外敷药为主，多选用丹砂、雄黄、水银、馨石、黄连、蛇床子、苦参、羊蹄根等药。
中国古代人体寄生虫病学要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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